周观正不耐烦了，插话道：“黄文，少罗嗦这些不相干的家务事，赶快交代你的罪行。”
黄文一反常态对周观正客气起来，道：“周大人，平心而论，您也是个好官哪。不过，请耐心听下去，不然您还是搞不清本案的来龙去脉。”说完继续讲道，“就在这时，有人劝我动用职权，为小梅筹措药费。我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，表示宁可与小梅一块死，也决不贪脏纳贿，徇私枉法。为了给小梅治病，我省吃俭用，卖光了所有的家产，还借了一屁股债。我也曾化装成阴阳先生，偷偷给人算命测字，书写字画。甚至跑到酒店刷盘洗碗，跑到码头装卸货物，跑到工地搬砖抹灰。即便如此，仍旧难以支付昂贵的药费。眼看着小梅性命不保，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只要她死了，我就立即跟着死。什么功名利禄，什么荣华富贵，我一概视若粪土，抛置脑后。”说到这里，黄文眼里开始充盈泪水。在场的人，包括韩宜可在内，都被这种人间真情打动，屏住呼吸，全神贯注地听着。
黄文继续讲道：“就在我陷入绝境的时候，有个人，一个忠厚长者，一个我一向敬重的上级官员，向我伸出了无私的援手。这个人就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开封府知府张钦张大人。他听说我的情况后颇为感慨，亲自登门送来宝钞银两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他先后借给我的钱累加起来，多达八万三千八百贯。面对这么多债务，我心中的压力像山一般沉重。张大人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安慰我不必急于归还，几时有几时给就行了。我心里清楚，张大人的意思摆明了就是无偿馈赠，因为我一辈子都不可能积攒这么多。就在我对张大人感恩戴德之时，有一天他把我叫去，介绍了一位朋友。这位朋友与我同宗，也姓黄，名叫黄楷。张大人说黄楷是京城的粮商，想从我那里购买些粳米。我当即指出，仓房里的粮食是储备粮，未经朝廷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动用。张大人不以为然地哈哈一笑，劝我放心大胆去办，出了事由他顶着。还说黄楷是他的恩人，他实在抹不开这个面子，十分为难。”
说到这里，黄文望望韩宜可，又望望周观正，说道：“如果换成两位大人，我相信你们在这种处境下，定会婉言回绝张大人。可是我不行，我意志太薄弱了。我一方面感恩于张大人的关照，一方面慑于他作为上司的威权，没有拒绝，但也没有答应。我犯了犹豫。张大人见此情景甚是生气，当场翻了脸。说我拿的那八万多贯钱钞就是黄楷的，不办事就马上还给人家。否则的话，就要以索贿的名义进行检举。张大人还罗列出几名证人，其中就有沈源。原来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设下这个陷阱让我往里跳。
“我知道遭到检举的后果是什么。按照大明律，收受这么多钱财，诛三族是肯定的。我千刀万剐不要紧，可我真的不忍心看着小梅身首异处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就范。说实话，这也不能全怪张大人逼迫。混迹官场这几年，使我改变了许多。我原来的棱角和激情，在不知不觉中被磨去了，变得有些圆滑世故。也就是说，我答应张大人，既有被逼无奈的因素，也有随波逐流的因素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有点类似于女人半推半就的顺奸。”
韩宜可等人被黄文的比拟逗笑了，也很佩服此人细腻入微的分析。这样的人，如果走正道，绝对是个出类拔萃的俊杰。
黄文要了碗水，咕咚咕咚喝几口，擦擦嘴唇，接着讲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徇私舞弊。按照张大人的授意，我以极低的价格卖给黄楷三千担粮食。因为是初次，我心里十分害怕。对于黄楷给付的三千担粮款，不知道如何处置。计入账册肯定是不行的，放进腰包我又不敢。我去请教张大人，不想他微微一笑说，这点小钱，你随便立个名目花掉不就得了。比如维修县衙、接待上级之类。他还特别点拨我，传授我许多为官之道。归纳起来就是，‘抱住上边的，拉住旁边的，抓住下边的’。我顿时豁然开朗，闹了半天，别人是这么做官的。什么清官廉吏，什么万古流芳，全是虚无缥缈的东西。只有钱才是最真实的硬通货。
